徐耀强：建设能源强国需解答的“时代追问”

建设能源强国需解答的“时代追问”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家委员、特约研究员 徐耀强

能源是国家综合实力与战略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当前，我国能源发展正处于传统能源兜底与新能源跃升、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绿色转型与安全保障深度交织的关键时期。要建成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强国，需直面并系统解答7个“时代追问”。

1、供给能力是否充足?

供给能力是能源强国建设的首要前提，是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用能需求、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基础支撑。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已构建起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核能等多轮驱动的能源供给体系，供给规模持续扩大，基本实现了对国内需求的总量覆盖，但供需适配性不足、新能源消纳瓶颈等问题依然存在。“供给能力是否充足”的追问，不仅关乎总量保障，更指向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动态平衡的深层内涵。

“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将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到35%左右。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云计算等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对电力供给的稳定性、可靠性、连续性提出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特别需要科学把握电力弹性系数，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转型趋势、居民用能升级需求，合理设定电力弹性系数区间，统筹短期保供与长期转型，避免供给不足制约发展或过度供给造成浪费。

解答“供给能力是否充足”的追问，核心是要坚持“先立后破”原则，统筹传统能源兜底保障与新能源跃升发展，构建“总量充足、结构优化、供需适配、动态平衡”的新型能源供给体系。要巩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油气增储上产能力，夯实传统能源供给根基;要加快沙漠、戈壁、荒漠大型风光基地建设，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化供给，提升非化石能源可靠替代水平;要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健全储备调节机制，增强供给的灵活性与韧性，推动能源供给从“总量保障”向“质量升级、精准适配、高效供给”跨越。

2、保障水平是否安全?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是“国之大者”的核心命题，关乎经济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复兴大局。当前，全球能源格局深度重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际能源市场波动频繁、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多重挑战。“保障水平是否安全”的追问，直击能源强国建设的底线要求，是对能源自主可控、风险抵御、应急响应能力的全面检视。

在外部安全层面，供应链环节复杂、国际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因素，直接威胁能源进口的稳定性与经济性，能源供应链“断链”“卡脖子”风险不容忽视;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加速，我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规则制定权、话语权有待提升，能源国际合作的深度、广度与层次需进一步拓展。在内部安全层面，能源系统韧性与可控能力亟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战时状态下，国际能源贸易通道易受封锁、外部能源供给极易中断，必须立足国内能源自给自足，构建自主可控的能源生产、储备、调配体系。

解答“保障水平是否安全”的追问，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自主可控、韧性高效、内外协同”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要强化国内供给兜底能力，加大油气勘探开发、煤炭清洁保供力度，加快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逐步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筑牢能源安全的国内根基;要推进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特高压输电、跨区域油气管网、智能电网建设，提升能源系统整体调节与应急响应水平;要深化能源国际合作，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加强能源技术、市场、规则协同，全方位筑牢能源安全防线。

3、技术装备是否先进?

技术装备是能源强国建设的核心引擎，直接决定能源生产效率、供给质量、安全保障能力，是突破发展瓶颈、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能源转型跨越的关键支撑，是衡量能源强国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当前，全球能源技术革命加速演进，储能、氢能、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前沿技术竞相突破，高端能源装备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技术装备是否先进”的追问，本质是对我国能源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装备制造水平、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深度考量。

近年来，我国能源技术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部分领域跻身世界前列。但也应该看到，能源技术装备仍存在诸多短板与差距。一是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仍然存在，高端芯片、核心控制器等关键零部件与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较高，部分高端能源装备仍需进口;二是前沿技术研发与转化不足，氢能、CCUS、可控核聚变、新型储能等前沿技术处于起步阶段;三是技术装备集成应用能力不足，能源系统各环节技术衔接不畅，“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源网荷储”一体化技术集成应用水平有待提升;四是技术创新体系不够完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不健全，创新活力与动力有待激发。

解答“技术装备是否先进”的追问，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能源技术装备自主可控作为核心任务，构建“自主创新、安全可靠、先进适用、开放协同”的能源技术装备体系。要强化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攻关，每年有计划地安排专项研发资金，突破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核心软件等技术瓶颈;要加快前沿技术产业化应用，推动氢能、CCUS、新型储能、智能电网等技术规模化落地，培育能源技术装备新增长点;要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健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要加强国际技术合作，坚持开放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我国能源技术装备的全球竞争力，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4、发展形态是否绿色?

绿色低碳是全球能源发展的时代潮流，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路径，也是能源强国建设的鲜明底色。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肩负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使命，能源绿色转型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引领全球低碳变革、展现大国担当的重要举措。“发展形态是否绿色”的追问，本质是对能源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低碳转型成效的深度审视。

近年来，我国坚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能源低碳转型取得历史性突破，能源绿色转型的速度与成效，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称赞，但转型之路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能源结构转型任务艰巨，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仍占主导地位，转型节奏与力度需科学把控;二是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压力突出，高耗能行业占比偏高，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节能降碳改造任务繁重，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替代燃油汽车，但燃油汽车仍占主体，建筑领域全国范围内已完成节能改造的老旧建筑比例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仍需提升;三是绿色转型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碳市场、绿电交易、节能降碳激励等市场化机制有待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体系需进一步优化，转型成本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尚未形成。

“十五五”时期必须锚定“双碳”目标时间表、路线图，统筹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短期与长期，严控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加快非化石能源替代步伐，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构建与“双碳”目标相适配的绿色能源体系，以能源绿色转型助力全社会低碳发展。

解答“发展形态是否绿色”的追问，必须按照“十五五”规划的部署，坚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发展方向，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生产与消费体系。要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推动风电、光伏、水电、核电、氢能多元化布局，不断提升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终端消费比重，努力实现能源供给端的全面绿色化;要推动传统能源清洁转型，加快煤电灵活性改造、超低排放改造与节能升级，提升油气清洁利用水平，实现存量能源的绿色高效发展;要深化能源消费侧革命，推进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加快终端用能电气化、智能化改造，倡导绿色用能理念，形成低碳、节约、高效的能源消费模式;要完善能源绿色转型政策机制，健全碳市场、绿电交易、节能降碳激励约束体系，强化技术创新支撑，推动能源发展形态全面绿色转型。

5、资源配置是否高效?

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是衡量能源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直接关系能源系统运行成本、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可持续性。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与消费需求呈现“逆向分布”特征，空间阻隔、体制障碍、技术瓶颈等因素制约着能源资源的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资源配置是否高效”的追问，直指能源优化配置、市场化运作、价值最大化实现的核心命题。

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是提升能源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举措。“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深化电力、油气、煤炭等市场建设，以高效的资源配置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支撑能源强国建设。为此，要优化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实现路径，推动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增强省区间电力负荷错峰、余缺互济和应急支援能力，同时进一步丰富电力市场品种和功能，推动电力市场体系从“电能量为主”向“多维价值全面体现”跨越;要持续完善“X+1+X”的油气市场体系，健全油气市场交易品种，完善成品油现货市场和原油期货市场，推动上游供气主体多元化，探索建立天然气管网平衡和储气调峰市场机制;要优化煤炭市场交易体系，健全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功能，促进多层次煤炭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压实煤炭中长期合同签约方履约责任，促进煤炭市场高效畅通。

解答“资源配置是否高效”的追问，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统筹空间布局、领域协同、机制创新，推动能源资源实现优化配置、高效利用。要优化能源空间布局，加快西部大型能源基地建设，完善跨区域能源输送通道，到2030年建成“西电东送”“北煤南运”“西气东输”战略通道，提升特高压输电、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同时要大力推动电算协同、“东数西算”，实现能源资源的跨区域高效调配;要推动能源领域协同配置，加强能源生产、传输、储存、消费各环节的衔接，构建“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源网荷储”一体化的能源系统，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运行调度机制，提升能源资源在各领域的利用效率;要深化能源市场化改革，健全电力、油气、煤炭等能源市场体系，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交易机制、监管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能源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推动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提升。

6、运行方式是否智能?

智能化是能源系统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是提升能源系统运行效率、安全水平、服务能力、适配能力的核心支撑。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能源系统正从传统的“单向供给、人工调控、分散运行”向“智能互动、自主优化、协同运行”转变。“运行方式是否智能”的追问，是对能源系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的全面评估，更是衡量能源强国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我国能源领域智能化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是智能感知、智能调控、智能运维能力不足，难以适应新能源大规模接入、多能互补运行的需求;二是能源数据共享与协同不足，能源生产、传输、消费、储存各环节数据壁垒尚未打破，数据资源的整合、分析、应用能力有待提升;三是智能化技术创新与应用不足，高端智能传感器、核心控制芯片、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算法等关键技术仍存在短板，智能化技术在能源领域的深度应用场景有待拓展;四是智慧能源新业态培育不足，虚拟电厂、综合能源服务、能源区块链等新模式发展缓慢，能源系统的智能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五是人工智能在能源领域的应用也带来数据安全、算法偏见、系统失控、网络攻击等风险，特别需要通过加强数据加密、隐私保护、算法审计，提升能源系统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靠、可控应用。

解答“运行方式是否智能”的追问，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构建“智能高效、安全可靠、开放共享、协同互动”的新型能源运行系统。要加快能源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推进智能电网、智能油气网、智慧煤矿、智慧能源站、智能储能设施等建设，推动能源系统向深度数字化、高度智能化转变，持续增强智能感知、智能调度、智能运维、智能防护能力;要打破能源数据壁垒，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大数据中心，推动能源数据共享与协同应用，实现能源系统的精准监测、智能分析、优化调控、协同运行;要强化能源智能化技术创新，突破高端传感器、核心芯片、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算法等关键技术，拓展智能化技术在能源生产、传输、消费、储存、交易等各环节的应用场景;要培育智慧能源新业态，大力发展虚拟电厂、综合能源服务、能源区块链、智慧用能等新模式，提升能源系统的智能化服务水平与用户体验，推动能源运行方式全面迈向智能化。

7、治理机制是否现代?

治理机制是能源强国建设的制度保障，是统筹能源发展全局、协调各方利益、破解体制障碍、激发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适应能源转型新形势、应对发展新挑战、满足高质量发展新要求的必然要求，直接关系能源强国建设的进程与成效。当前，我国能源治理机制仍难以完全适配能源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治理机制是否现代”的追问，实际上是对能源治理体系科学性、系统性、协同性、法治化、市场化水平的全面对标对表。

其一，从治理体系看，能源管理体制仍需优化。新能源、储能、虚拟电厂等新兴业态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法治化治理水平有待提升。其二，从运行机制看，市场改革力度仍需加大。绿色低碳、节能降碳、新能源消纳等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碳市场、绿电交易、储能价格等市场化机制尚不成熟。其三，从监管能力看，监管体系仍需不断完善。数字化、智能化监管水平不足，风险防控能力有待加强。其四，从国际合作看，全球能源治理有待深化。要依托“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拓展能源贸易、技术、投资合作领域，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规则制定，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解答“治理机制是否现代”的追问，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法治为保障，以协同为路径，构建“科学高效、协同联动、法治规范、市场导向、智能监管”的现代能源治理体系。要优化能源管理体制，打破行业分割、区域壁垒，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适应多能互补、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要完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新兴领域立法，强化法治保障，推进能源治理法治化;要提升监管能力，创新监管方式，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监管，加强新业态、新模式监管，强化风险防控，全面提升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积极参与、引领全球能源治理规则制定和变革，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