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汤博:向“更高、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2023-05-05 09:12  来源:《中国核电》期刊    汤博  核安全  三代核电  压水堆  高温气冷堆  秦山核电站  岭澳核电站  华龙一号

立足今日回望过去,汤搏认为,伴随我国核电建设的正式起步、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的核电安全监管,始终保持着“与国际接轨”的主基调。


汤博   生态环境部核电安全监管司司长

1984~1987年,在核工业部秦山核电厂主控室工作。1987~1989年,在清华大学核能研究院攻读反应堆热工与安全专业硕士研究生。1989~2010年,在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原国家科委核安全中心、环境保护总局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工作,历任室副主任、室主任、副总工程师、中心副主任、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2010年,任环境保护部核安全监管司副司长。2015年任现职。

曾先后主持或组织秦山核电厂、大亚湾核电厂、岭澳核电厂、秦山二期核电厂、田湾核电厂、三门核电厂、海阳核电厂、台山核电厂、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大型先进压水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核电工程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的安全审评、调试监督和运行安全监管工作。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秦山二期核电厂核安全研究获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人。曾发表各类学术论文数十篇。


北京东安门大街82号(图片来自网络)

北京东安门大街82号,一座散发着共和国初代建筑荣光的小楼,静静伫立在城市中心繁华的王府井商圈内,颇有些闹中取静的意味。记者敲门进入四楼一间小而明亮的办公室,生态环境部核电安全监管司司长汤搏起身迎接。屋内,与简单到有些朴素的办公桌椅相映衬的,是书柜里摆放的多到快要“溢”出来的专业书籍和桌子上高高堆起、贴着各色便签的一摞摞资料。帮忙给中文翻译版校核的《Safe Enough?》原版书也躺在办公桌面上,随时等待着汤搏的翻阅。喜爱看书、专家型官员,来之前外界的这些评价,让记者有了初步的具象认识。

自1989年进入国家核安全局北京核安全中心(现更名为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工作,汤搏从基层做起,30多年来一路参与和见证了我国核安全监管从无到有,从最初的追溯审评到完整、系统化的审查,从学习、探索到越来越规范的发展历程。浸润其中,实践、交流、学习、合作,加之出于自身兴趣的研究、思索,汤搏认为,在着力构建规范完善的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系的同时,看似严谨枯燥的监管工作也要有“星辰大海般”的梦想,努力向更广的范围、更深的程度和更有效的方向去发展,方能使我国的核电安全真正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两个多小时,徐徐讲述中,这位专业核安全从业者的慎思明辨和真知灼见,犹如一幅由远及近的画面,渐渐变得聚焦而清晰。

从一开始就建立起符合国际主流的安全标准

立足今日回望过去,汤搏认为,伴随我国核电建设的正式起步、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的核电安全监管,始终保持着“与国际接轨”的主基调。

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能源重组法》,撤销同时承担核能产业发展职能与核安全监管职能的原子能委员会,设立核管理委员会(NRC)和能源研究与开发署,原子能委员会的职能也一分为二,由两个机构分别负责。美国核能发展史上的这件里程碑事件,一项重大意义就在于保证了核安全监管的独立性,从而增强了核安全监管的客观性和公众对核安全监管的信心与支持。

十年之后,出于同样的考虑,在我国民用核能发展之初,就成立了独立于负责核能发展部门——核工业部之外的国家核安全局。

而将“与国际接轨”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监管工作中,就是在核安全法规和标准的建立和监管方式上一开始就借鉴国际主流和核电先进国家的经验。

例子比比皆是。

纵深防御、多道屏障……这些如今看来“教科书般”的核安全理念,却并非在诞生之初就与各国核电安全紧密相连,并得到世界的公认。

2000年初,通过海运从俄罗斯运达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区、供田湾核电站使用的蒸汽发生器,在海上漂泊的数月时间里,白天受热膨胀、夜晚降温冷缩,使大量盐分进入蒸汽发生器内部。在核电厂装料前进行无损检测时,发现蒸汽发生器许多传热管产生了应力腐蚀。

由于田湾核电站采用的是俄罗斯VVER机型,从设备制造到核电站建设,大多遵循的也是俄罗斯本国的标准,俄方认为这些发生了应力腐蚀但并未泄漏的传热管,不需要采取处理措施。

这样的理由未能说服国家核安全局。审查时,他们借鉴国际标准,要求申请方对腐蚀产生的裂纹等缺陷可能造成的安全影响,进行详细的计算和评价,并确定堵管准则。最终对发生应力腐蚀的几百根传热管进行了预防性堵管,保证了核电站的安全。

“当时,俄罗斯的标准有许多方面都与国际主流标准有差异,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只是我们在审查时需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例子而已。”汤搏表示。


田湾核电站

从秦山一期,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秦山三期、岭澳核电站……从法国M310技术,到美国AP1000技术,到俄罗斯VVER技术,再到我国自主“华龙一号”技术……30多年的实践,各种核电技术和堆型的历练与考验,我国锻炼出一支经验比较丰富、具有较高业务能力的核电安全监管队伍,并在充分借鉴参考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核电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四位一体”(许可、审评、监督、执法)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系。

对于当初选择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汤搏客观而公正地评价道,“相比于美国等其他核电大国,我国核安全监管事业起步较晚,充分吸收和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确保了这项工作具有较好的后发优势,让我们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接轨国际主流的核安全标准。如果自己从头摸索,这个过程恐怕十分漫长,而且受限于我国的科技基础和工业实力等诸多因素,恐怕水平也不会很高。所以,至今我们也未能建立起一套完全自主的安全规范体系。但总而言之,是利大于弊的。”

过程比结论更重要

翻看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核安全》白皮书,诚如汤搏所言,在“理性、协调、并进”这一国家核安全观的指引下,我国核安全监管体系和机制建设硕果累累。构建了相对系统完善的核安全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相衔接,法规要求和技术标准相补充,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法规标准体系,实现了核能开发利用安全监管全覆盖,为依法治核夯实了基础。

监管的内容和手段也越来越全面,核电安全监管包括核设施安全许可证制度、核安全监督制度和核安全报告制度,并通过技术审评、技术验证、行政许可、现场监督等,对许可证持有者的核安全活动实施全链条、全过程、全天候的监督管理。……

严格而完备的体制机制支撑下,现实工作中需要克服的困难却依然存在。

“以田湾核电站为例,它的蒸汽发生器传热管采用的是不锈钢的材质,而我们的审查标准主要针对镍基合金。材质不一样,需要的判断可能就不一样。产生的疑问是非常多的,这个过程中的争论也是非常多的。”这样的困境,对于从1989年进入当时的核安全中心工作就从事审评工作的汤搏而言,体会深切。

汤搏表示:“因为我们不了解制定要求时的技术背景,不了解它的形成过程,所以在运用时,无法准确判断它的适用性,有时候只能是机械执行和照搬。”

走出困境,世界主流核安全理念和核安全要求的创立者——美国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样板。

放在汤搏案边的《Safe Enough?》一书,是美国NRC推出的核安全走向风险监管的简史,该书的作者是一位历史学家,在撰写该书时,以记录历史的口吻和角度,全景式、详尽地描述了美国核安全监管从3D(即确定论、纵深防御和设计基准事故)向风险指引的整个变化过程。从3D概念的诞生,到其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挑战,再到如何确定“足够安全”,在这个过程中都存在哪些争论,如何一步步走到风险指引型监管,都用大量史料做了详细的介绍。

汤搏在为其中文翻译版作的序中写道:“美国的核安全理念也不是在核能诞生之初就完备的,而是在其核能的发展过程中,面对不断遇到的新问题,在辩论、经常是激烈的争论中逐渐建立和发展的,而且这个过程在未来仍然会持续。”

一言以概之,记录过程可能比记录结果更重要。

此外,汤搏认为,建立规范化的培训体系同样至关重要。

“虽然我国核电安全监管工作起步较高,形成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做法,但很多方面却没有固化下来。美国通常会将争论的过程、过程中有哪些观点等都记录下来。借鉴美国这一做法,我们也需要吸纳一些历史学家进入核行业,从记录历史的角度和思维,固化下我们的过程以及争论,并将这些加入我们对相关人员的培训中,这样才能让从业人员真正地理解这些要求,并准确地执行。不然,我们会发现,几十年后,从事核安全监管的人员讨论的仍然是几十年前的老问题,进步是非常缓慢的。”汤搏一再强调。

绝对安全?足够安全?

核技术的神秘性和抽象性使得核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因为人们看待它,不仅仅依赖“客观证据”,更是包含着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观等主观因素,更进一步说,涉及到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所以核安全监管也不可能紧紧依据技术因素,必然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考量。

汤搏说道:“为什么说核安全复杂,我举个例子。我们一讲到核,首先想到投放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在清华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个教授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学上的说法,叫锚定思维。一开始某个事情给我印象非常深,那么我不管什么事情都往这个方面想,这就是锚定思维的表现。原子弹使我们很多人对核能形成一种锚定思维。”

近些年,通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从安全的本质到核安全的尺度等一系列问题,汤搏有着自己的认识。

“世界是一个概率的世界,不存在绝对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安全是不存在的。”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到来。”

安全既然是个相对的概念,当衡量一件事情的安全水平时,要对安全设定一个尺度。“我经常看有人在争论核电是否安全,我发现很多争论没有意义,鸡同鸭讲,实际上他们是在用各自的尺度来衡量。尺度不一样,争论永远达不成共识。”

“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就可以认为是安全的。”安全保障根本上是对于风险的控制,“我们说一件事情是安全的,实际上是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汤搏告诉记者。

针对核安全来说,设置一个什么样的风险尺度或风险指标?这个尺度在业界一般被称作安全目标。

美国NRC提出的核安全目标是:对于核电厂周围的公众来说,核电厂的运行不应导致明显的风险附加。对此,它还给出了两个(量化)目标,即两个千分之一目标:对紧邻核电厂的正常个体成员来说,由于反应堆事故所导致立即死亡的风险不应该超过美国社会成员所面对的其他事故所导致的立即死亡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对核电厂邻近区域的公众来说,由于核电厂运行所导致的癌症死亡风险不应该超过其他原因所导致癌症死亡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

“没有达不到的安全,如果想要安全,不计代价的话,多安全都可以达到。但是如果代价花得太高,核电价格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安全对核电就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核安全水平提高得非常高,但是对公众安全水平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改善,但是因此花费的资源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核安全目标应该定多少?万分之一?百分之一?都可以,只要能对这个量化目标达成社会共识就可以。”汤搏表示。

从“know what”向“know how”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大陆在运核电机组仅有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1、2号共3台,就是改善这仅有的3台机组的安全性,也让业界非常“挠头”。以1993年为例,这一年3台机组共发生了93起运行事件,而日本当年仅为机组平均<1起/(台•年),当时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达到如此良好的运行业绩。

然而,30年过去了,我们不仅达到了,还超越了。

再用同样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看到,现在我国核电站机组平均运行事件数已低于0.5起/(台•年),与上世纪90年代初相比,降低了近两个数量级。

如今,世界公认我国核安全状况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截至2022年3季度末,中核集团旗下参与评价的24台核电机组WANO(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综合指数平均98.35分,其中18台机组满分,安全绩效保持全球先进。

但事实上,评价核安全水平,其复杂性远远超出外界获知的这一两组数据。

汤搏解释道,比如,同样的WANO指数下,我们为确保核安全投入的资源,可能要远远多于国际上一些先进的公司。


漳州核电建设现场

这一差距背后的原因很大的程度上是双方对核电技术理解的差距。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石墨气冷堆、快堆、重水堆等众多的技术路线中,美国唯独选择了轻水堆作为主力堆型推动建设。对于这条技术路线的种种考量,其实我们探讨得非常少,这也导致了我们的理解非常有限。中国核电公司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从‘know what’向‘know how’转变。”

“我国核电发展到今天,拥有了70多台在运与在建核电机组,从机组数量上看,已经是世界第二核电大国。未来,在“双碳”目标、环境保护、能源需求下,很可能我们的机组数将达到世界第一。但这些只能支撑我们成为一个核电大国。我们唯有从更广阔的角度去看待核电,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核电,建立领先的核电技术、核安全理念及与其相适应的核安全管理体制和管理要求,才能实现我们成为核电强国的宏伟目标。”

一体两面,一脉相承。适应核电发展态势,提高核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实现监管体系现代化,核安全监管同样迫切需要从“know what”向“know how”转变。

近年来,核安全局正在积极探索从以确定论为基础的传统监管模式向风险指引的先进监管模式转变,开展“基于性能、风险指引型”先进核安全监管技术的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效果。

“当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中国和许多国家第一反应,都是立即对自己的核电站进行轰轰烈烈的大检查和改进,但是美国NRC并未要求他们的核电站立即进行相应的改进,因为他们认为搞清楚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才是第一要务,他们组织专家对事故原因进行研究,以确保将资源真正投入能有效提高安全的方面。挖掘真正的原因,采取有效的针对措施,这也正是‘基于性能、风险指引’的核心理念,是核安全监管高水平的代表。”汤搏进一步解释道。“未来,等到时机成熟,我们还希望将已经考虑了很多年的‘利益-代价分析方法’引入我们的工作中。我常跟其他的人说,核安全监管工作是一项严谨的工作,但是我们更要经常仰望星空,要有着星辰大海般的梦想,向更高、更深、更广的方向去探索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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