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起回顾周总理与中国核工业的点滴

2024-01-08 14:51  来源:中国核工业    核工业

原苏联于1954年建成世界上首座原子能电站,标志着原子能时代的到来。这时,周恩来就敏锐地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


原苏联于1954年建成世界上首座原子能电站,标志着原子能时代的到来。这时,周恩来就敏锐地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于1955年元月决定创建核工业,周恩来是组织者和执行者。从组建管理机构到延揽人才;从制订规划到确定建设规模;从争取苏联援助到处理苏联停援事宜;从审批具体事项到确定指导方针;从两弹一艇研制到试验工作,他都事必亲躬,辛勤操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支持下,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中国建成了完整配套的核工业体系,原子弹、氢弹研制试验成功,核潜艇胜利下水。在此基础上,中国又建成了两座核电站。

创建中国核工业的主要决策者

1962年11月,为增强国防力量,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图为1963年4月,周恩来和专委会成员贺龙、聂荣臻、张爱萍等在中南海。

建国之初,周恩来政务繁忙,日理万机。然而对新兴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工作尤为重视,倾注了更多的心血。还是在建国前夕,他就趁钱三强出席保卫国际和平大会之机,拨专款在法国购置核仪器和资料,为开展核科研创造条件。1952年5月,在他主持下,中央军委领导开会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开始酝酿发展特种武器问题。1954年10月,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得知在广西富钟县发现了铀矿化,分别召见负责这一工作的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听取他的汇报,要求加强找矿工作。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邀集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到他办公室,仔细了解铀矿地质工作和核科学研究的情况,询问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必要条件,并要求他们作好向中央汇报的准备。会后,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就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的参加人员和时间以及会议的开法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依照周恩来的建议,第二天,即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关于原子能的汇报。这次会议,作出了创建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周恩来在协助中共中央作出创建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之后,立即开始繁重而又细致的组织和具体决策工作。1955年1月3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会上专就发展原子能一事发表长篇讲话。他指出:“现在是原子能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我们要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在会上,他还部署了几项工作,如首先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讲座,请核科学家讲课;编写通俗小册子,宣传普及原子能科普知识;要集中一批学生转到物理系学习;把现有的原子物理专家逐渐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会上,还通过了对苏联政府于1月18日声明中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子能方面进行援助表示欢迎的决议。周恩来的讲话,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这就为发展原子能事业提供了很好的舆论氛围和人才培养的条件。

中国核工业初创时的建设是比较顺利的,其中苏联援助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到了1959年6月,苏共中央突然来信,婉拒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这是苏联政府在核领域毁约停援的先兆。后经中方多次催促、商谈,仍无进展,直至1960年8月,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停供所有设备材料。有个别态度不好的外国专家断言,过不了几年机器会成为破铜烂铁,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面对苏共中央的背信弃义,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于1959年7月指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二机部立即组织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大转变。从思想、组织、行动上转到依靠自己的基点上来。动员组织全部上下,摸关、排关、攻关、闯关,组织全国大协作。恰在这时,又遇上了国家连续3年的经济困难,在西北地区建设的几个重点工厂,数万人的建设队伍,不断传来停炊断粮的消息。

在停援和灾荒双重困难面前,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周恩来于1961年春也明确指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迎头赶上,要尽最大努力,少说多做,埋头苦干,少而精,争取3到5年过关。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二机部及时调整了工程建设部署,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条件稍好的浓缩铀生产线,同时部署原子弹探索攻关。1961年7月,针对二机部党组的请示,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在人、财、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研制两弹一艇的总指挥

1962年9月,二机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武器工业建设情况的报告》(即两年规划),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攻关的进展情况,以及请求中央解决的问题,提出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同意,并要求搞一个中央级的委员会,加强组织协调。据此,罗瑞卿在二机部报告基础上,于10月30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写出报告,明确提出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建议中央成立15人专门委员会。11月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毛泽东的批示是动员令,调动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支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试验。

12月1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中央专委由总理、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组成,周恩来任主任。从此,周恩来担当起两弹研制总指挥的繁重任务。

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涉及面很广、未知数很多,困难重重,矛盾犬牙交错。没有高效果敢的总指挥决断,难以完成中央决定的任务。周恩来向来以机敏、细致、干练著称,中央专委主任的重担,诚如刘少奇所说,非他莫属。

还在中央通知下达之前,周恩来于11月17日就赴任视事,主持召开第一次专委会。在首次核试验之前,他就主持召开了9次专委会,讨论解决了100多项重大问题。围绕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组织了26个部(院)、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攻关。

中央专委的高权威、高效率是与周恩来的崇高威望和组织才能分不开的。他亲自主持每次专委会并最后作出决策。对二机部的工作,他在专委会上先后提出:“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核武器试验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按照事前的约定,张爱萍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这一喜讯。周恩来勉励说,国家为你们骄傲,人民感谢你们,代表党中央、毛泽东祝贺并慰问大家。并要求迅速查明试验结果。19时30分,张爱萍向周恩来再次报告,确认实现了核爆炸,初步估算爆炸威力两万吨TNT当量。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东方红》演职员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会场立即欢腾起来,人们欢呼跳跃。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公报、贺电、政府声明等,《人民日报》特发了“号外”和社论。由此引发的全国一片欢腾和国际上的巨大反响,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周恩来指示氢弹研制要加快,并要求作出发展核武器的全面规划。毛泽东也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据此,二机部提出在加快原子弹武器化的同时,加快氢弹攻关步伐。

由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攻关时还有一点点资料可供参考的话,氢弹攻关则必须从零开始。但也有有利条件:在中央专委的关心支持下,热核材料生产线即将建成投产,计算工具有所改善,全国大协作的局面已形成,科研队伍在第一颗原子弹攻关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核武器研究院很快提出了一个从理论探索入手,做三次核试验,分三步走的氢弹攻关的《两年规划》,争取1968年爆炸第一颗氢弹。周恩来主持专委会予以批准,并责成有关部门大力协同。

科学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共同努力,使理论探索很快有了突破。紧接着按计划进行三次热试验进行考核验证。第一次是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原子弹试验;第二次是氢弹原理试验;第三次是全当量氢弹试验。这三次试验也都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从理论方案制定到试验现场组织,从试验方式的改变到攻关路线的变更,他都一一审定,作出决定。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了,实测TNT当量360万吨,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提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再一次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在国际上又引起巨大反响。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核武器发展中的一个质的飞跃”,中国“氢弹制造一开始就选准独特的技术路线”,公认中国已进入核先进国家行列。

中国核电事业的奠基人

发展核电是和平开发利用核能的主要途径,也是核工业为国民经济服务和自身发展的归缩。周恩来在“两弹”已突破,潜艇核动力装置即将启动之时,从国家全局和核工业发展出发,于1970年2月8日提出:二机部不光是爆炸部,而且要搞核电站。同年7月16日,在听取潜艇模式堆启动准备情况汇报时,他指示,模式堆一定要搞好,这也是为核电站奠定基础。他还指出,上海和华东地区从长远看,解决电力要靠核电。

1970年12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讨论728工程。他提出:第一是安全,无论多好,出事故,伤人不行,安全第一。第二是实用,要有发展前途,不能搞起来将来不能用。第三是经济,如果为了安全,开始为了试验,费用多些是可以的。材料都用国内的,自力更生。具体方案可以百花齐放。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指示,二机部不能光投不用,也要变有害为有利。

这次会议,在我国核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周恩来提出的“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成为以后我国发展核电事业的基本指导方针。

1971年9月9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专委会听取728工程汇报。他仔细询问了该工程的一些细节。如核燃料消耗、建设地点、三废处理等情况;他反复强调,这项工程是试验性工程,不要要求过急,要实事求是,稍微迟一些中央不会怪你们,重要的是要搞好。他要求有关部委在一起很好地研究一下,搞好计划和综合平衡。最后,他指示:原则上批准这个方案。

1973年10月,上海市和二机部联合向国务院提出建设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方案。11月9日,周恩来指示上海市和二机部作一次详细汇报。次年3月30日、4月12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两次专委会听取728工程汇报,进行仔细审查并决定:同意采用压水堆,电功率30万千瓦。工程建设应尽可能争取1979年前建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工程久拖不决,直到80年代中后期,该工程才开工建设。

周恩来虽然没有看到中国首座核电站建成,但他为首座核电站耗费了大量心血,并为中国发展核电在方针政策上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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